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的解释和认定

根据刑法第224条的规定，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合同诈骗罪成立的必备要件。本文拟对“非法占有”的含义、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及其合同诈骗罪的具体认定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以冀对刑法理论和刑事实务有所裨益。     

论受贿罪利用职务上便利的内涵

本文从职务主体与时间的结合上，分二大类四小类界定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涵义。笔者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包括利用本人现在的、过去的和将来的职务上的便利及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对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应从行为人与第三人发生关系的原因上具体分析，只有通过工作关系利用第三人职务上的便利，才能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裂变营销属性：电商平台的创新、违法与传销犯罪

在“流量经济”与“用户思维”加持下,传销形态已发生异变。对于裂变营销属性的认定,应当通过非法传销的实质解读,提炼出传销的元模型,将具有非法传销外观的营销创新予以剥离,形成“拉人头+团队计酬”以及“收取入门费+团队计酬”的二元类型。同时,借助缓和的违法一元论,透视裂变营销中传销违法向传销犯罪的转化逻辑,明确二者之间“质”与“量”的区别。当本罪与诈骗犯罪或集资犯罪发生竞合时,应当充分发挥想象竞合的“明示机能”实现全面评价,并择重处罚。     

贸易自由化、人口流动与地区犯罪率

文章探讨了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对犯罪活动的影响及其发生作用的机制。研究基于中国产品层面的关税数据，构建差异性的地区贸易保护指标，衡量各地区贸易自由化程度，进而利用200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贸易自由化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及潜在人口流动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显著推升了犯罪率水平，且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深入的省份，犯罪率提升程度越高，地区效应显著；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增加外来人口流入等渠道推升了犯罪活动。因而，中国在进一步对外开放过程中，要注重处理好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和由此产生的额外社会成本，更加注重流动人口权益的保障，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最小化贸易自由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挪用公款罪行为方式研究

分析了公款挪用行为的犯罪化演进过程,指出了现行挪用公款罪罪状模式的缺陷,重构了挪用公款罪的罪状模式。     

单位犯罪死刑立法探研

单位犯罪死刑立法是指单位犯罪中自然人的死刑立法。我国刑法中单位犯罪死刑立法涉及19个罪名，包含两种立法模式：同等原则与区别原则。文章认为应采取同等原则的立法模式，但不赞同单位犯罪中为自然人配置死刑。建议取消刑法中13个单位犯罪的死刑。     

反贪污犯罪的国际司法协助问题

论述了开展打击贪污犯罪国际司法协助的必要性 ,反贪污中进行国际司法协助的依据和主要内容 ,以及完善我国开展国际司法协助法律制度的建议。     

德日刑法中的遗弃犯罪及对我国刑法的启示——从一则案例谈起

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之本质在于对公民在家庭中受扶养权利的侵犯，行为人和被害人必须是同一家庭的成员。对于司法实践中发生的非家庭成员之间的严重遗弃行为因无明文规定而无法予以惩治，刑法法益保护之机能也就因此不能实现。有必要借鉴德日刑法相关立法，以完善我国刑法中关于遗弃罪的规定。     

转型期流动人口犯罪的社会控制

人口的自由流动对原有的人口管理制度带来了巨大冲击,相应地,流动人口犯罪也对原有的犯罪控制措施提出新的课题.应从减少"盲流"、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建立流动人员社会安全阀制度和犯罪综合防控模式等方面着手,解决流动人口犯罪问题.     

涉税犯罪刑法司法解释浅析

刑法解释必须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进行,不能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思想相背离,文章以晚近以来最高司法机关涉税犯罪的司法解释为核心,具体分析了涉税犯罪刑法的司法解释主体不合法、内容不合法、方法不合理等问题。